成果展示 | 马丽华，娜仁高娃：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理念指向、现实困境及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马丽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博士，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娜仁高娃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引用信息

马丽华, 娜仁高娃. 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理念指向、现实困境及解决方案[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 (03): 116-126.

[摘要]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是现代信息技术与终身教育理论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是提升教育效能和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路径。该体系以推进差异公平、深化技术赋能以及实现协同共生为核心理念，并在国内政策与实践的双重驱动下不断深化完善。针对当前体系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基层响应不足、技术异化风险与协作机制缺位的现实困境，在顶层设计上应以“三维协同模型”为支撑框架，在实践操作层面遵循“三位一体”的优化路径，即以需求导向引领体系建设，以资源整合深化技术赋能、以完善治理机制激活多元协作来实现由上而下的困境破解，从而为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 技术赋能; 核心理念; 现实困境; 解决策略

在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交汇点，教育成为应对时代挑战与把握发展机遇的战略关键。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突破，正深刻地重塑着教育的内容、形式和逻辑，为知识生产、传递与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与多元化的学习需求，终身教育成为全球共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写进《教育2030行动框架》并将其视为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实践者，中国以战略眼光积极引领着新时代的教育变革。202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 以下简称《纲要》) 中强调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这一战略部署不仅精准回应了教育公平与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诉求，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教育支撑。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推动这一体系的有效构建，已成为亟待破解的学术命题。

本研究从理念指向、现实困境与解决方案三个维度出发，系统探讨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重点聚焦如何通过技术赋能与多主体协同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和提升服务精准性，破解当前体系建设中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研究旨在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同时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学习型社会建设贡献系统化思路与实践范式。

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建设全民学习型社会、服务教育强国战略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探讨这一体系的基本内涵与核心理念，有助于揭示其理论逻辑与价值导向，为体系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作为全球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了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设想。这一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80年代。彼时，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等理念迅速在我国传播，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均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199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200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10年初步建成“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框架。随后，苏州、杭州、郑州、北京等地相继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构想。面对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需要，如何为学习者随时随地提供综合全面的学习服务支持系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也特别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纲要》中明确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这一战略部署为新时代终身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清晰方向。尽快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完成传统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任务。

“泛在”一词源于拉丁语“ubique”，意为“广泛存在的、无处不在的”。20世纪 80年代后期，美国的马克·维瑟(Mark Weiser)首次提出“泛在计算”( Ubiquitous Computing) 这一概念，其基本设想是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与计算机相连，并让其悄无声息地为人们服务。随着“泛在计算”在物联网和泛在网领域的广泛应用，可携带式数字学习工具的日益成熟以及智能空间应用系统的优化升级，使得“泛在学习”( Ubiquitous Learning) 成为可能，“泛在”的概念也开始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泛在”聚焦于教育资源供给和学习支持服务的“无处不在”，具体体现在时间上的“全天候”、空间上的“全覆盖”以及对象上的“全面向”。这种全方位的支持对终身教育体系的开放程度、数字技术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性。

“可及”一词源于拉丁语“accessibilis”，意为“能到达的、可接近的”。最初用于描述物理空间中“提供进入的机会，能够被接近和到达”，17世纪中叶之后被扩展到艺术与创作领域，表示“能够被轻松理解”。当前，“可及”更多被引入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强调让人人公平地获得资源和服务。例如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就提出要让“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更加强调“教育资源及服务的可通达样态”，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教育资源的易获得性，即人人享有公平获取教育资源的权力和机会，这是对教育资源共享与开放程度提出的高要求；二是教育空间的可接近性，即人人都能够方便地到达和使用教育场地、平台和设施，这是对教育环境的包容性与有效性提出的高要求；三是教育服务的高适配性，即教育服务系统与学习者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这是对教育的内容、形式的适需适配能力提出的高要求。

综上，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重心在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覆盖全体社会成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学习服务网络，为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目标提供科学路径。与传统教育体系相比，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体现出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通过技术消弭教育资源在地域、阶层上的差距；二是学习服务的个性化，通过数据驱动的学习路径设计实现因材施教；三是教育模式的多元化，以灵活的学习方式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可以说，这也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目标与追求。

正如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 所言，终身教育“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终身教育应“成为我们当中的每个人进一步实现工作与学习平衡及行使积极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手段”。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拓展深化了传统终身教育思想的内涵，在遵循推进差异公平、深化技术赋能以及实现协同共生的核心理念下，旨在以高效、普惠、精准的方式提升个人素质与社会发展能力，是应对现代社会教育公平挑战与技术变革趋势的创新尝试。

1．差异公平的拓展性推进。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目标。传统终身教育强调在不同阶段为个体提供适切的学习机会，而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学习场景的无缝连接。在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框架下，既兼顾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又逐步扩展到了教育服务的可及性与个性化，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罗尔斯提出的“机会平等”的目标。不同于传统终身教育模式的资源静态供给，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学习需求的动态响应。该体系能够识别并响应最不利群体的学习需求，为弱势人群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支持，进一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动态均衡; 同时，通过构建学分银行与学习成果认证机制，为学习者跨机构、跨领域的学习成果积累提供便捷通道，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公平性，为贯彻“资源分配应优先改善最不利群体的处境”的社会公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提供了可能。自此，扶贫帮困与追求卓越的德性正义超越了互利公平的范畴，成为教育公平的更高价值追求。此外，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设计也能够显著提高学习效率与参与度，通过智能算法为学习者匹配最优教育资源，推动学习者从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转变。这一体系以个体与社会的动态互动为基础，生成了不断演进的公平价值，推动了教育公平从理念到实践的深层次变革。

2．技术赋能的平衡性深化。技术赋能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重要引擎，从教育资源、服务模式和成果转化的全链条重新定义了教育实践的可能性。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社会生态秩序深刻变革，教育领域也面临新的发展要求和机遇。数字教育不仅是一种“技术化”或“数字化”的教学形式，其核心内涵在于微观层面的教育教学流程重组，以及宏观层面的教育支撑系统重塑。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数字技术赋能的教育创新系统，其首要特征在于人机协同与跨界融合。在资源配置层面，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学习者行为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教育资源的智能化分配。在学习成果认证方面，学分银行作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运用区块链技术来保障学习成果的存储、认证和流转，实现不同教育机构间的无缝衔接。在学习体验的提升方面，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可拓展沉浸式学习的实践场景，为个性化、沉浸式学习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赋能教育的创新实践不但提升了教育资源的供给效率，实现了动态优化与公平分配，而且还为全民学习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有力支撑，一个兼具前瞻性与适应性的智慧教育新生态指日可待。

3．协同共生的主体性实现。《学会生存》提出终身教育应成为各个国家制定教育政策的核心理念，并认为终身教育是指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机构都具有广泛的教育功能，进而强调个体应从教育的对象转变为教育的主体。也就是说，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的是多元主体的深度协同，而不仅仅是作为教育对象的被动参与。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主张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驱动，融合家庭、社会和政府等多方力量提升“社会协同力”(《纲要》) ，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紧密协作且可持续发展的学习服务网络体系。这一网络体系就像阿德纳(Ｒ．Adner) 所言的创新生态系统，其表现为一个“围绕创新活动形成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的多主体协同网络”。因此，教育应从封闭的体制化结构转向开放的社会化网络，全面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communitas) 为旨归。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不但以社区教育中心、智慧学习平台和学分银行为“供给站”，将学习嵌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场景，形成学习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而且将个体学习与社会协同紧密结合，借助智能技术与数据分析，为从业者提供高度契合需求的技能培训，推动知识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主体学习力与创新力的同步提升。在这一体系中，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不再依赖于单一的政策推动或制度设计，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将教育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纳入一个多主体高度联动且持续优化的教育生态系统之中。

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不仅承载了教育的普惠性与公平性的价值诉求，更回应了数字化时代对教育服务精准性与智能化的核心要求。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快速迭代和人口结构变化，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同样面临着基层响应不足、技术异化风险、协同机制缺位的困境和挑战。

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实现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任务。为此，国家从政策层面一直重视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并试图通过立法工作来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以来，终身教育逐步进入政策化、立法化轨道。近年来，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地方立法持续深化，充分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在推进终身教育法治建设的共识与决心。构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学习网络平台的建设和社会学习资源的开发与整合。《纲要》中也提出“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

但目前政策设计与实施之间存在显著的割裂问题。一是终身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尚不完善，缺乏明确操作框架和实践依据。例如，国家资历框架建设长期停留在政策层面，缺乏系统化要素设计与实 践指导，试点推广整合困难。企业、学校与社区间资源整合动力不足，学分银行功能单一且与学习业务关联性弱，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二是政策从设计到落实的链条存在断裂。表面上看是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但深层次反映了制度逻辑与执行网络之间的张力。由于顶层设计的“统一性”与地方实践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一刀切”的政策设计忽视了地方差异性，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难以有效落地。如社区教育政策制定过于宏观，忽视区域差异和社会需求的精准把握，链条中存在执行偏差，导致基层在政策执行中出现“上下一般粗”或“变形落实”等问题。此外，终身教育政策通常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强调自上而下地执行，但终身学习本质上是一种自主性、个性化的行为。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容易忽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和多元需求，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形式主义”和“应付了事”的现象。三是师资队伍与资金保障薄弱，终身教育专职教师数量不足，职业发展路径模糊，资金投入渠道单一，社会资本参与度低，资金难以覆盖弱势群体和基层需求。四是政策缺乏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难以灵活应对实践问题，进一步加剧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脱节。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资源配置失衡与共享机制滞后的结构性矛盾。区域间、群体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是制约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主要障碍。

现代信息技术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和“推进教育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国家开放大学推出终身教育平台，汇聚50万门课程资源并向公众免费开放，展现了技术赋能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纲要》进一步强调，需要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但随着技术深度融入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教育大数据伦理治理面临专门性法律相对滞后和问题治理难度大的双重挑战，对终身教育数字化的健康发展与社会信任构成威胁。一是学习数据的采集与存储过程中的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缺乏严格的加密和管理机制，导致数据泄露与滥用风险高。教育大数据伦理治理的深层困境本质上反映了数字文明时代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结构性断裂，当学习者的认知发展被简化为参数优化的技术过程，教育的人文本体价值面临被数据主义消解的风险。二是技术应用的公平性问题加剧。一些教育平台过度商业化，优先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导致弱势群体在数字接入和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有研究显示，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低，大部分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缺乏个人情感的满足和资源的获取感，同时还面临着数字化时代带来的社交孤独感。技术的“选择性普惠”模式加深了学习机会的结构性差异，“可能迟滞数字社会发展”。此外，缺乏系统化的监管框架和伦理指导，使数据隐私与公平性问题更加复杂化，不仅侵蚀学习者权益，还削弱了终身教育数字化的公信力。三是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困难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中，教育资源的可及性和质量面临严重不足。数字不平等的主要成因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差异，这种形态的数字鸿沟现象会加剧社会固有的不平等程度。偏远地区因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师资短缺和资金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学习需求。同时，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滞后，全国性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缓慢，学分互认与成果认证机制尚未完善，不同教育机构和平台间的数字资源流动性不足，资源分割化严重。即当教育资源的数字化重构与地理空间、文化传统、社会资本产生复杂纠缠时，技术进步的承诺正在异化为新型社会排斥的工具，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数字文明时代的终身教育本质与发展伦理。

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愿景。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者技能需求呈现高认知、高技术与高协作的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中国将在中等自动化情景下面临约2.2亿劳动者转岗的挑战，高认知能力、社会沟通技能和技术技能的需求将显著增加，总计需提升2360亿工时技能，相当于每人平均提升40天技能。

为此，应将终身教育深度嵌入社会发展各领域，推动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转型、社会治理和老龄化社会应对等多方面的联动发展。但在当前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社会多元主体的联动与协作仍存在局限。首先，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有限。企业、高校和公益组织等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中的积极性未被充分激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机制仍显薄弱，尤其在老年教育等领域，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和职责分工，导致资源分散、整合困难。社会办学机构的准入门槛、审批流程复杂，加之监管与激励政策不足，限制其参与深度和创新活力。此外，评价机制不完善导致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难以科学评估，增加了合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力量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终身教育与社会发展联动性也显著不足。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之间衔接不畅，终身教育体系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升级中表现出碎片化特征;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联动不足，企业在技能提升与再培训方面的支持力度有限，劳动者适应岗位变迁的能力提升滞后; 终身教育与社会治理的结合不深。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方面，课程目标狭窄化、课程内容休闲化、课程实施松散化，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社区教育在提升社会参与和治理能力方面作用有限，难以有效赋能社会治理。此外，终身教育资源在赋能科技创新和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挖掘，边缘化群体的教育需求仍被忽视。最后，终身教育体系的条块分割问题。“条块分割”本质上是教育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垂直层级间权责错配与横向部门间协同失灵的双重困境。中央层面虽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国家战略，但缺乏专门立法授权和跨部门统筹机制，遇到“正规”与“非正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障碍问题，导致政策落地时出现“高位规划、低位悬置”现象。条块分割问题的破解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既涉及打破部门利益藩篱的勇气，更需要构建“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智慧。

结合我国当前的建设基础和面临的挑战，系统探讨如何构建与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不仅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围绕资源整合、需求导向与协同治理三个维度，勾勒出体系运行的逻辑框架，更需要具体实践层面各部分内容的系统性展开，进而营造出与未来社会结构、技术进步和教育需求相适应的终身教育新生态。

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需要一个技术驱动、制度保障与协同实践深度融合的三维协同模型作为支撑框架。该模型通过资源整合、需求导向和协同治理三个维度的动态联动，形成了一个公平、高效、精准的教育生态系统，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逻辑。三维协同模型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动态优化为核心的闭环体系。资源整合是供给侧的技术基础，确保教育资源的动态共享与灵活调配；需求导向是服务侧的驱动逻辑，通过数据驱动实现学习需求与服务供给的精准匹配；协同治理则是体系运行的制度保障，通过多主体协作形成治理合力，确保资源与服务的高效运转。这一模型的逻辑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三维互动下的动态平衡，强调资源、需求与治理的互相适配与循环优化。（图1）

这一模型的创新在于构建一个自适应、自学习的教育服务系统。例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教育资源的供需动态，生成学习者需求画像，从而精准匹配资源与服务；通过区块链技术保障学习成果的透明化与可追溯性，提升体系的信任基础。协同治理方面，模型嵌入动态反馈机制，允许政策、资源与服务在多主体联动中实现灵活调整，增强教育体系的适应性与稳定性。这一模型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耦合。技术层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与需求响应，使终身教育体系从“静态管理”走向“动态适配”。制度层面，通过统一的政策框架与地方创新的协同运行，确保体系的规范性与灵活性。这种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设计，既避免了技术工具化的单一依赖，也克服了传统治理的滞后与僵化问题，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多维支撑。

三维协同模型从理论上重新定义了终身教育体系的运行逻辑———不再仅以资源均等为目标，而是通过精准服务与动态治理，实现教育公平的深层次转型。从实践上提供了一条以技术驱动、制度保障为路径的可操作方案，推动教育从“满足需求”向“赋能发展”跃升。这一模型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清晰的系统框架和实践蓝图。为确保这一顶层设计的实现，在具体操作层面的路径建议如图 2 所示。

其一，以需求导向引领体系建设，为学习者提供精准响应的终身教育服务。需求导向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逻辑，其关键在于通过技术驱动动态感知学习者需求，构建精准适配的教育服务体系，以满足个体差异化和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不同于“普适供给”过于依赖标准化服务和供给侧改革，需求导向强调前置识别，多维度适配和持续性响应，通过大数据技术构建动态需求画像，并结合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精准匹配学习者需求与教育资源。这种需求导向下的多维适配，重塑了教育服务的逻辑，将教育公平从“资源均等”拓展为“服务适配”，实现对个体需求的深度回应。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

一是要强化制度建设，确保需求导向。以需求为导向的制度建设是要超越传统供需分离的模式，构建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共享与服务反馈框架，通过动态反馈机制实现终身教育服务的迭代优化。为此，应推动教育标准化制度建设，涵盖学分互认、课程开发和平台运营，消除技术壁垒与制度分歧。通过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确保政策实施更精准、更贴合学习者需求。二是要建立资源倾斜机制，优先支持弱势群体。针对城乡接合部、老年人、残疾人及低收入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策略，确保教育机会的公平覆盖。以开放大学和学分银行为核心，构建贯通式终身教育资源体系，通过学分互认与学习成果认证等机制，打破传统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局限，实现开放、多样、灵活的学习路径。三是优化师资建设，提升服务能力。终身教育体系的高效运行离不开优质师资的支持。可实施“终身教育名师培育计划”，依托三级联动机制，培养高水平教师，完善社区教育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拓展职业发展路径，增强基层教育活力。同时，发展志愿服务体系，吸纳社会力量使其在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中广泛参与。四是要创新运行机制，确保资金支持。探索推行“学时补贴制”，为老年人、在职人员等提供普惠性资金支持，降低学习参与门槛。通过设立专项教育基金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同时，明确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比例，支持员工技能提升与继续教育，深化产教融合，为终身教育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其二，以资源整合深化技术赋能，打造动态优化的学习资源网络。资源整合是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首要指向，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分配的固化边界，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构建动态优化与协同共享的教育资源网络。传统资源配置模式以静态供给为主，过于强调“分布均衡”，而忽视了资源与需求的适配性，常常陷入“平均分配但效率低下”的困局。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大数据实时监测和人工智能动态分配，使教育资源从“静止的库存”转变为“敏捷的节点”，以流动性和适配性回应个体与区域差异化需求。这种动态优化不仅提升了资源分配效率，更深刻体现了“以需定供”的公平逻辑，即通过差异化分配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优先支持。

具体而言: 一是精准匹配学习需求与资源供给。一方面，终身教育要主动对接产业需求，通过产教融合和技能提升计划，为劳动者提供持续学习与能力升级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应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构建集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于一体的终身教育大数据中心实现学习需求动态感知与资源智能分配，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和学习成果认证的无缝衔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可进一步优化资源整合，构建“平台型组织”以提升运行效能和服务水平。二是夯实数字基础设施，保持技术开放性。推进数字教育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构建泛在联通的教育“数字”基座，确保技术应用的开放性和可持续性，建立动态监测和反馈机制，为教育服务提供透明、公正、可信的管理框架。三是注重技术伦理与风险防控。加强学习数据隐私保护和完善算法透明度相关政策的制定，避免技术滥用与资源垄断，确保教育技术的公平性与安全性。通过明确技术应用的伦理底线和管理框架，有效减少潜在风险，为构建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教育生态提供保障。四是推动资源动态流动，扩大资源普惠性。以技术赋能为核心，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和区域共享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方案，聚焦数字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推动资源供给向虚拟空间延伸，形成全覆盖、全时空的学习服务网络。当然，资源的动态流动必须建立在制度的调适与合法性之上。需在全国统一标准与地方灵活创新之间找到平衡，通过规范框架保障分配的公平性，同时允许地方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资源配置模式，使资源整合不再是技术驱动下的“单维优化”，而是技术与制度共同塑造的“多维平衡”。

其三，以协同治理激活共管意愿，重塑多主体联动的教育生态。协同治理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通过多主体协同与动态联动，重新定义教育治理的权责结构与运行逻辑，形成资源整合与服务供给的高效机制。传统治理模式中，由政府主导的集中式决策虽然具备资源动员能力，但在应对复杂需求与差异化教育场景时往往表现出适应性不足。协同治理强调通过政府、企业、教育机构与社会组织的有机协作，构建多层次、开放高效且动态适配的治理生态。协同治理以数据驱动和技术赋能为基础，可打破传统单一主体管理模式的局限。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旨在通过大数据技术全面融合教育治理数据与业务，促进多元主体协作，提升治理水平。为此，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协同治理框架从而激活多主体的协作意愿。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构建“政、校、企、社”协同网络，并强化各主体在资源整合、服务供给与治理创新中的角色分工与协作。政府作为资源整合与政策制定的主导力量，需完善财政支持机制、税收优惠政策和多层次激励措施，推动多方力量的广泛参与，确保资源配置的公平与高效。高校与科研机构聚焦技术创新与课程研发，企业开放学习资源并支持技能培训，社区发挥基层服务功能，促进资源共享与精准供给。二是建立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协同机制。协同机制的实施应明确多主体的权责边界，制定统一的协作规范，并在地方层面允许区域化创新，形成“统一框架与灵活实践”并行的实践格局。通过动态联动机制，将教育服务从“静态管理”转向“动态适配”。例如，社会组织和社区团体可根据区域特点与居民需求，开发具有针对性的教育项目，特别是在老年教育领域，探索市场化与社会化运营模式。通过开发综合性教育项目，为居民提供社会治理知识、文化传承与实用技能培训，提升居民的社会参与意识与治理能力。构建互动式学习平台，引入社会组织和公益力量，推动基层教育服务能力的提升，增强社区凝聚力和治理效能。通过发展志愿服务网络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缓解区域资源不均衡问题，提高基层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和多样性。三是推动教育资源协同优化，合力破解重难点问题。深化“职、继、高”三教协同、产教融合和职普融通，构建以协同创新为核心的混合学习与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国家开放大学与社区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等平台的联通，推动物理与虚拟资源的高效整合，提升资源配置的协同性与适配性，为不同学习需求提供精准服务。通过推动教育与经济、治理和老龄化应对的深度融合，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将释放更大的社会价值，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与经验借鉴，积极参与国际终身教育治理与标准制定。在全球化视野下，主动参与国际终身教育治理与标准制定，将中国实践融入全球教育改革浪潮。例如，通过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和“学习型城市”国际联盟，优化国内终身教育生态，传播中国终身教育优秀实践成果。

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作为推进教育公平、深化技术赋能与加速社会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抓手。这一体系通过资源整合、需求导向与协同治理的动态联动，构建了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学习服务网络。它不仅拓展了教育服务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内涵与边界，更以实践创新回应了社会复杂性与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双重挑战。在战略层面，该体系以实现学习型社会与教育强国为目标，拓展了教育作为社会变革驱动力的内涵与边界；在技术层面，通过智能化与数据驱动构建精准、高效的学习支持生态，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局限；在价值层面，以普惠性实践深化了教育公平的伦理内涵，为社会包容与结构性矛盾的化解提供了教育支持。未来，技术与制度协同的深度融合、教育公平与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全球适用性知识框架的提炼，以及学习成果认证与社会应用的联动性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这些未解难题不仅是未来理论深化与实践优化的重点方向，也将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持续完善提供重要的创新空间与实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