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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在高等学校建成一批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创新高地，在一批重要领域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培养出一批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提供强大支撑。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出台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当时这个计划也被称为“珠峰计划”。可以说，它是现在这个“珠峰计划”的试点版本，在十几所重点高校中铺开。在2018年8月14日的《中国科学报》上，我院侯定凯副教授对该计划进行了评论。以下为评论全文。
在我看来，此次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中，“本世纪中叶”这个时间的限制值得思考，它虽然是基于深厚的社会发展背景所提出的，但也隐藏着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但凡社会发展规划，一般总会设定时限、目标、战略等。有些规划为期较短（如一年），有些则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远。有时，决策者会将规划与特定的历史时间节点联系起来，赋予规划以更多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如千禧年、建国百年等。而针对我国教育领域的规划又通常会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如五年规划）对接。
当然，时限本是规划的题中之义。对教育计划设定相应的规划时限和目标，可能更便于对相关部门机构进行激励、协调和问责。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时限的规划背后相应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
问题通常会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规划时间节点的依据因素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各项社会事业虽然都需要协调，但是其自身的特点、运行机制和发展节奏是不可忽略的。过于将局部规划与整体社会发展规划捆绑，以求得“协调一致”，结果往往容易导致规划或保守或激进，最后可能事与愿违。另一个问题是，时限导向的发展规划，会导致赶“工期”现象，从而造成发展的“重量轻质”。到时，我们会发现，某些外显的指标可能实现了，但背后的文化、制度建设依然滞后。
因此，我认为规划不应该只提目标，更要有相应、细致的制度设计。在教育领域，一流人才的聚集地，也一定有最具包容度和宽松度的制度。特别是对于我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来说，宽容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基础研究的发展不是规定一个时间段就可以马上发展起来的，它有赖于学者强烈的内在兴趣和身心投入，需要一代代研究者成果的积累，从量变达到质变。
那么何为具有包容度和宽松度的制度环境呢？从一些细节上看，可以是针对“冷门”学科或者难以在国际刊物发文的学科，在项目资助和成果认定政策上予以一定的倾斜；又或是选拔具有学术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的学者做带头人，营造良好的学术工作“小气候”；建立起与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相匹配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等。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创建与规划相适应、更具激励作用的文化环境。一是树立“底线管理”的观念，除了国家法律明确禁止触碰的底线，应该允许广大学者勇于探索、试误，并完善学术仲裁制度，恰当处理基础研究中出现的各类争议和纠纷，减少非学术因素对研究工作的人为干扰。二是树立“服务至上”思想，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获取研究数据、展开学术交流和合作、获得学术成果认定和职业发展机会提供更多便利。
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还应注重学术梯队和后备军的培养，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招生、人才招聘等环节，为更多年轻人立志从事基础研究提供优惠政策。同时建议在国家层面确立一批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久久为功，并积极探索跨学科基础研究的评价制度。
